虚拟号帮电诈集团隐身？电信运营商“流汗又流泪”自证：不是的！
最近一段时间，演员王星被骗赴泰缅边境并被绑架的事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电信运营商又一次被卷入舆论旋涡中。
某位自称“老胡”的大将矛头指向“虚拟号”，质问电信运营商“为什么老百姓全都实名制了，但电诈集团却能规模性虚拟隐身”，并希望基础运营商站出来公开回应。更有甚者，一些舆论人士称“虚拟号是电信运营商收入的主要来源”“所有电诈损失应由运营商承担，是他们给诈骗分子提供虚拟号作为工具”。
果线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正式实施。其中，对电信业务经营者和金融机构等“看门人”提出了一揽子反电诈义务，包括监测识别异常电话卡、物联网卡，对改号电话、虚假主叫或者具有相应功能的非法设备进行监测处置等。
“看门人义务越丰富，意味着看门人为之付出的经营成本、投入的治理资源越大。”教授单勇在一篇名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均衡实现：预防性秩序和正当性权益之间》的文章中如是写道。
有数据显示，2023年，国家反诈中心累计向各地下发资金预警指令940万条，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1389万人次，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线亿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 836.4万个，紧急拦截涉案资金 3288亿元。
“虚拟号码肯定不是当前反电诈的主要问题。”多位反诈专家告诉《IT时报》记者，当前诈骗模式多元复合，大部分被诈骗案例并非通过电话进行，而是基于互联网完成，通过社交平台交互、支付平台转账，而且犯罪分子的诈骗脚本随着热点不断变化，并利用AI大模型将人性的很多缺陷进行批量分析甚至设置精准脚本，而反诈大模型要根据新骗局进一步训练，有一定滞后性。
但，什么是虚拟号？包括网络大在内的质疑者，有一个模糊的认知，当前国内接到的诈骗电话，是一个没有实名制的虚拟号码，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当前几乎不存在。
早在10几年前，虚拟运营商刚刚出现时，的确有一些不法分子趁管理机制不完善，批量购买虚商手机号卡用来诈骗，但随着我国实名制管理日益严格，“虚商的号码也都要求实名登记。现在，营销电话不少见，但虚商手机号卡被用于诈骗的已是极少。”电信业独立分析师付亮对《IT时报》记者表示。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三十九条也对未履行电话卡、物联网卡实名制登记职责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明确规定了惩戒措施。
另一种经常被当成虚拟号的，是运营商针对政企用户提供的固话号码池、针对个人用户提供的“”业务等，但这些业务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用户个人隐私。
比如快递小哥通过平台给你打来的电话，是一个虚拟号码，同时你拨给小哥的电话，在对方手机上显示的也是虚拟号码；比如个人的“”，用户不用新开手机卡就能多一个号码，这样租房、买房时，可以将小号留给中介，防止自己的常用手机号泄露出去。
对于以“+”或“00”开头的境外来电，很多人知道有可能与电诈行为有关，所以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性。于是，诈骗团伙安排人在国内架设虚拟拨号设备，并插上国内的手机卡（GoIP方式，基于互联网协议的移动通信）或者接入固定电话（oIP方式，基于互联网协议的语音传输），然后通过异地网络远程拨号的方式，将境外号码转换成国内号码，达到隐匿其真实位置的目的，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不少人因此上当受骗。
也就是说，诈骗分子通过oIP技术，其境外诈骗电话通过国内一个真实存在且经过严格实名认证的号码中转之后，拨通用户电话，隐匿性极强，这个实名号码可能是此前不法分子诱骗而来的一批老人实名卡。
”付亮介绍，诈骗分子时常伪装成运营商人士，假借网络升级名义，进入用户家中安装oIP设备，“往往开通几天之后就主动关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非常狡猾。”他表示。
“实名制对于运营商来说是高压红线。如今运营商开出去的号码，每一个都有实名身份。”葛长伟对《IT时报》记者表示。他就职于南方某省运营商，长期从事数据分析工作，包括对实名制进行稽核分析。
2013年，我国开始实施手机实名制。12年间，工信部的手机号码实名制政策不断完善，而且要求越来越高，执行力度也日益坚决。
“三家电信运营商在反诈方面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几乎每个省级运营商都建立了反诈专班。”葛长伟表示。
2020年，工信部旗下的中国信通院成立信息通信行业反诈大数据运营支撑中心，2024年12月的一则招标公告显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反诈支撑平台第二批硬件集成采购项目》预算金额是5389.28万元。
另一位安全专家告诉记者，工信部将每个月的公安报警数量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考核指标。
“对于我们来说，号卡涉案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集团内部考核越来越严，比如在同省的三家运营商中，按照之前的规定，我们若是排在前两名，都可以加分。但后来考核标准修改了，即使排在第二名也会被扣分。如果低于集团平均水平，同样要扣分。”另一家省级运营商曾负责过反诈专班的人士证实了这种说法。
其次，运营商进行信令监控，第一时间发现涉诈行为，与警方联动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比如通过电话或上门方式，提醒用户不要转账。
再者，内部建立反诈模型，通过对基础信息和业务行为进行大数据分析，主动发现存在诈骗嫌疑的号卡，并及时采取措施。
而在2020年～2024年五年间，该省运营商借助反诈模型对371.7万个号码做“管理停机”处理，对213.8万个号码做“呼叫限制”处理。
同时，为了处理“人卡”不匹配的问题（实际使用者和卡号实名登记人不一致），防止诈骗分子借老年人身份证批量开卡，运营商通常会对批量入网的老年用户进行严格稽核，同时实时利用大数据分析，筛查可能涉诈的号卡。
“运营商掌握的用户信息非常有限，所以，模型分析的涉诈准确率不是很高，‘误伤’现象并不少见。”葛长伟坦诚说道。
单勇在上述文章中也提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建构，总体上可以使国民免遭电诈侵害；但在实践中，对异常风险、涉诈高危人员的在线处置可能会对个体权益保障、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消极影响。比如，基于算法决策的大数据风控初衷是阻断信息流和资金流，但不同部门风控算法的标准和尺度不一，算法往往运行于“黑箱”之中，因此，算法风控可能会频繁“误伤”普通用户。再如，银行对高风险账户采取保护性止付、冻结、限额等措施，有时甚至不履行告知程序，用户发现后，一般被要求携带材料到网点“自证清白”。
“自己正常通信，却突然被停机了”，被误伤的用户怒火中烧，而电信运营商一线人员在为用户办理复机的过程中，则要承受这些怒火。
”，葛长伟说道，不能忽视运营商为反诈所作出的诸多努力，同样不能忽视运营商工作人员承受的巨大压力。
在社交平台上，有些舆论人士声称“虚拟号是电信运营商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有人表示，因为运营商给诈骗分子提供虚拟号作为工具，因此，所有电诈损失应由运营商承担。
一方面，前面已经提及，不法分子采用虚拟拨号技术，主要是oIP和GoIP，将境外号码转换为国内号码，从而欺骗用户。这并非运营商主动实施的行为，相反，运营商一直积极配合警方打击oIP/GoIP诈骗。而运营商提供的业务和虚拟运营商的号卡，严格执行实名制，同时对于人卡不符的现象积极整治，全力压缩诈骗分子获取和使用电话卡的空间。
以演员王星案件为例，事发前，他通过微信群收到演员工作通知，所以决定前往泰国了解工作详情。而从公安部此前公布的十大电诈典型案例来看，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等，都是基于社交平台展开。
也有不少不法分子利用FaceTime、屏幕共享等方式与受害人建联，进而窃取个人信息、实施诈骗。
“去年以来，FaceTime诈骗案件发生不少起。我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去约谈苹果公司。”付亮说道。
当然，尽管前文中指出了当前舆论中对反电诈认知的种种“误区”，但不可否认的是，国民情绪点之所以如此易燃，实是这几年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甚至发展至绑架、威胁人身安全的极端行为，不法分子的黑手急需被斩断。
广州熠数信息CEO姚威告诉《IT时报》记者，电信网络诈骗近几年高发的主要原因，还是被骗人群的数据泄露屡禁不止，加上犯罪分子将不同的诈骗模式相结合，如“杀猪盘+虚假投资”“赌诈结合型”等，诈骗更具欺骗性和迷惑性，而且AIGC（人工智能生成）的假人脸、假照片、假视频真实度更高，成本更低。
互联网安全专家张威对此表示认同，通过大模型的精准画像，犯罪分子可以精准诈骗，电话、微信、视频、电商、游戏、面谈，只要是人和人可以实现交互的场景，基本上都能成为诈骗的通道，“从趋势来说，犯罪分子不会灭绝，传统线下犯罪被抑制后，必然产生大量的线上犯罪方式，而且随着互联互通，跨境犯罪和分布式犯罪会越来越难执法”。
从电信运营商的反电诈举措来看，实名制只能保证实名开卡，并不能保证号卡实名使用。在利益诱惑或者被蒙骗的情况下，有些人将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提供给不法分子使用。不法分子会将这些卡插入GOIP设备中，为境外诈骗电话披上一层外衣，提高诈骗的成功率。
此外，电诈犯罪之所以广泛，还因为有庞大的黑灰产从业者，支撑电诈违法犯罪活动。这些从业者通过出租出售电话卡和银行账户、贩卖个人信息、推广引流、程序开发、“跑分”洗钱等，为电诈犯罪活动提供帮助。
2021年，我国明确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短信端口、银行账户等行为属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帮信罪）适用范围；2022年12月1日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金融、电信、网信、市场监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等全链条都规定了义务范畴。
2024年12月，反电诈细则进一步落地，《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正式施行，对目前比较常见的电诈“工具人”，比如出售或出借个人手机卡、互联网账号被用于电诈的人员，采取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等严厉措施。
“从国家角度来说，强调看门人义务是一种相对较好的可行方案。”张威认为，诈骗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抓犯罪分子，而是让被骗者可以找到责任方，降低被骗者的损失。
当法律一步步精准“反电诈”时，姚威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公安、银监、金融、通信等单位紧密协作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机制，同时有更好的技术手段和协同机制对所有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
一直以来，运营商总是被骂，名头很多，比如流量费太贵、漫游费暴利、流量不清零、虚假流量不限量等等。
就在半年前，外界强烈批评运营商对一些用户“粗暴”停机，通过二次实名认证后才能复机，其背后原因还是在“断卡”行动中被误伤。现在王星事件发生后，外界又炮轰运营商“虚拟号”为电诈集团“隐身”。
不得不说，运营商很难做。就拿用大数据模型识别涉诈号卡这件事来说，误伤率目前不低。以葛长伟所在省运营商为例，2024年识别出200多万可能涉诈的号卡，之后进一步处理的号卡为47万，也就是说，其余绝大部分都是正常号卡用户。
里里外外来看，运营商做这件事得不偿失。但是，运营商必须要做，因为这是目前可能最有效的判别涉诈号码的方式，就像你处在拥堵的高速路上，但导航告诉你“这仍是最优的路线”。
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运营商对于反电诈的用心、用力。当然，运营商今后必须要提升大模型数据分析的准确率，而这要得到更多的支撑，数据要更加多维、翔实。
对于目前的舆论，一些运营商人士感到不解、愤懑，葛长伟说“不能让流汗的人再流泪”。但在付亮看来，运营商被骂其实也不冤。因为，有好的服务，运营商不擅于向用户传达；碰到危机事件，运营商往往退缩防守。该澄清的不澄清，该回应的不回应，久而久之，用户只记得电信运营商的“坏”，而不记得电信运营商的“好”。im电竞平台im电竞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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